中医文化自觉的历史演进与当下新特点、新趋势

中医文化自觉源于西方入侵历史场域下民族文化危机意识和文化自觉的产生，其肇端于20世纪20年代，开拓于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兴盛发展于新世纪。经历代学者潜心探究、开疆拓宇，中医的文化品性日渐明晰，拨开了中医认知上的迷障，树立了中医的文化自信。当前，身处中华民族致力于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医文化界学者提出“以中医药文化助中华文化复兴”的建议[1]，彰显出中医文化的高度自觉和自信，也预示着中医文化研究开始迈入新的历史时期。但是中医文化研究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和根本，中医文化学者要始终保持应有的学术定力和理性思考。

1 民族文化危机与中医文化自觉

欲谈中医文化自觉，首先要谈文化自觉。欲谈文化自觉，首先要谈民族文化危机。正是基于民族文化危机的意识，才有了文化的自觉，而中医文化自觉则是文化自觉的产物。

1.1 民族文化危机与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来的，其内涵非常丰富，体现了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定位、自信与展望。但究其根源，“文化自觉”是中国近代衰落历史进程下的产物。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自觉’，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开始产生的。”[2]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较完整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产生和发展,历经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前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四个阶段”[3]。郑师渠则认为梁启超在《欧洲心影录》(1920年3-6月在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连载)中已郑重揭出“中国人之自觉”这个大题目，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4]。

“文化自觉”之所以会产生，是出于精英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危机的深刻认识。历居世界文明顶端的中华文明于近代以来危机重重，军事、政治、经济皆危若累卵，拨开重重迷雾，中国学人清醒地意识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危机是文化危机。“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不仅感受到了民族的危机,而且还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所以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在于武力,更重要还在于有赖以自立的民族‘元气’,这就是各国固有的‘文化’，……西方侵略者不仅致力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更可畏的是还试图从文化上亡我中国，……一旦文化澌灭,民族‘元气’尽消,中国所面临的将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即陷于万劫不复的灭种之灾”[5]。对此，贺麟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透过现象直指中国危机本质之所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6]。正是出于对文化危机的深刻认识，中国有识之士致力于文化重建，如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知名教授即联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1.2 民族文化危机下的中医危机

中医危机是民族危机的历史性呈现，但导致中医危机的根本要素仍在于民族文化危机。近代以来，中医屡遭攻讦，但一开始并未触及中医的文化内核，而在于器不如人、技不如人。颇具影响力的《申报》曾在1872年刊文于医学上扬西抑中，其云：“今夫治疾之法，至于西医可谓详且备矣。其于人之一身，内而心肝五脏，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阴阳等窍，无不详辨其形，细察其隐，以观其受病之处，以究其得病之原。较之中国医书之所载与夫中国医士之所知，奚啻详细千百倍哉。”[7]后来对中医的抨击则渐及中医学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层面。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对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予以质疑，“平心察之，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脉候视五藏，果明确乎？本草药性，果已考验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藏，果不错谬乎？”[8]陈独秀则直斥中医学“不知科学”“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更是对“气”予以彻底否定，认为是一种神奇的想象，“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气’之果为何物也”[9]。细细考察历史，“从根本上来说，中医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 [10]，可谓一语中的。

正是在这种民族文化危机和文化自觉的时代背景下，中医文化自觉开始萌生。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医学与文化紧密相融，医文无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天然产物，有着自身的理论根基和发展轨迹，哪里有什么“科学”与“文化”的纷争？“最初，受‘科学’思潮的影响，中医界面对西学挑战所带来的窘境和困惑，并没有从文化品性来释读中医，而是着重于从技术层面寻找原因。对中医学进行文化解读，正是中国学人面对民族文化危机、受文化自觉的影响所进行的深层次自我观照和文化救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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