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曾主持殷墟考古发掘,通过对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地应该在中国北方、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
一直以来,在中国人传统认知中,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根在黄河流域,而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却认为长城以北“有我们更老的老家”,中华文明起源于长城以北,这一结论无疑颠覆了我们传统认知,那么李济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呢?
1921年,在内蒙古赤峰东郊红山地区,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座史前遗址,1955年被命名为红山文化。上世纪70年代后,专家在周边陆续发现了近千处遗址,尤其上世纪80年代后,在辽西发现的牛梁河遗址,出土了5000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等,不仅把中华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通过整理研究,学者勾勒出红山文化基本情况:以辽西牛河梁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为中心,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前左右,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是一个初具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与后来的文明遗址相比,这一系列遗址几乎只缺少文字,具有比较成熟的文明特征,李国祥认为红山文化晚期进入文明社会,形成了红山文明,距今5000余年,不过西方学者没有承认红山文明进入文明阶段。尤为重要的是,红山文化遗址非常神秘,很可能与女娲、黄帝、龙的起源有关。
1981年,在辽宁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地区,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座上古遗址(后命名为“牛河梁遗址”),距今5500年至5000年。经过挖掘整理,考古专家有了很多惊人的发现,其中就发现与抟土造人、女娲补天传说有关的文物。
牛梁河遗址出土的“女神像”(见下图),专家通过科学检测发现,里面存在肢骨被焚烧的骨灰痕迹,与抟土造人传说非常相似。之所以这么推测,是因为古人可能通过将骨头融入泥土,期望复活某人,与后来中国“事死如生”的习俗非常接近。
《史记·三皇本纪》记载,女娲补天主要做了三件事,“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鼇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除了“聚芦灰以止滔水”之外,其他两件事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
1,一座16米高的金字塔上,摆放着1500个炼铜坩埚,摆放如此之高必然不是生产,而是为了与天沟通的祭祀,符合“炼五色石以补天”的细节。
2,在这座金字塔四周,考古专家挖出一些古墓,其中出土了三只“无头无尾无足”的玉龟,符合“断鼇(ao)足以立四极”的传说。
无论牛梁河遗址是不是女娲传说的起源,但可以肯定的是,牛梁河遗址必然与中华文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1982年,在辽宁阜新地区,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座史前遗址,后被命名为“查海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早期。通过挖掘考古,这座遗址有了两个关键总结,即“中华第一村”、“中华第一龙”。
二是龙。《史记》记载“轩辕,黄龙体”,闻一多认为黄帝部落将大蛇视为神龙。查海遗址出土一条“真龙”,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的玉龙猪等,或许就是部落图腾的反映。
三是龟。《国语》说“我姬氏出自天鼋”。郭沫若先生认为黄帝的图腾为天鼋,即神龟。仅在牛梁河遗址中,迄今就出土了三只“无头无尾无足”的玉龟。
四是云。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学者考证认为部分造型应该源自天上的云。
五是鸟。《国语》记载,黄帝之子十二姓中,有“人面鸟身者”,可能以鸟为图腾。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确实出土了玉鸟。
在中国著名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主要是玉器)与黄帝有这么多的契合,显然不是偶然。或许,上古黄帝就是出自红山文化,只不过“黄帝”是一个部落酋长的固定称号,在我们熟知的五帝之一的黄帝这个人时期,他迁徙到了长城以南。
可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因此不少学者指出中华文明源头或在长城以北。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曾先后主持了东山嘴、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与考古泰斗苏秉琦一样,他也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直根系”。所谓“直根系”,即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主干源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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